孩提时，黑尔格·卡罗就朦胧地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她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不久时期的纳粹德国，隐隐约约记得当时的生活环境十分高雅，生活优越而舒适。家里来往的人都衣冠楚楚，看上去颇有地位。黑尔格·卡罗还记得，母亲马蒂尔德·卡罗当时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她身兼希特勒高级助理马丁·伯曼和纳粹宣传部部长戈贝尔的秘书。不过，对于过去的事情，母亲一直守口如瓶，不愿多说一个字。为避免母亲的不快，黑尔格在她面前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话题。
1993年马蒂尔德去世，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回来的路上，黑尔格突然感到了某种如释重负。她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自己家庭过去的研究，迫切地想找到在自己心中折腾了几十年的身世之谜的答案。对于自己点点滴滴拼凑起来的发现，黑尔格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
黑尔格的亲身父母其实彼此并不熟悉。1940年6月，纳粹德国为庆祝占领法国，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马蒂尔德·卡罗和一名年轻而英俊的德国陆军军官相识了——此人后来无意中成了黑尔格·卡罗的生身父亲。那是一个狂热的夜晚，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近似疯狂的情绪笼罩。马蒂尔德和那名军官挥霍了一个晚上的露水情缘，翌日，两人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9个月后，马蒂尔德在慕尼黑附近一个纳粹开办的“勒本斯波恩生命之源中心”生下了黑尔格。这个中心是纳粹党卫军头目亨里齐·希姆勒那令人胆颤心寒的手下在德国和其他欧洲被占国家开办的多个“勒本斯波恩中心”中的一个，也是亨里齐·希姆勒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的一部分：专门向那些金发碧眼、无犹太人血统的未婚先孕的妇女开办，目的是为了培养继承德意志帝国的“永恒产业”的继承人。
刚刚呱呱坠地，黑尔格就被挑选出来，成为纳粹指定的“种族纯洁”儿童之一。纳粹在这些“种族纯洁”的儿童身上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其任务是为德意志帝国实现对被占欧洲的永久统治繁衍“优秀而纯洁”的统治者。尽管“有着优秀而纯正的血统”，黑尔格没有逃脱被母亲抛弃的命运。马蒂尔德把她送了人，纳粹的一个高级秘密警察成了黑尔格的养父。养父对黑尔格虽慈爱有加，对犹太人却心狠手辣，曾多次指挥用瓦斯屠杀大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在养父进行这一切“工作”的时候，黑尔格就在离屠杀地点不远的纳粹生活区中长大。回忆起这段日子，黑尔格说，“有4年的时光，我是在纳粹高级军官的抚养和教导下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实际上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黑尔格·卡罗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在全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和她有同样或相似的经历。这些当年的“勒本斯波恩中心”诞生的儿童，如今都已经步入中年。战争虽已经结束多年，纳粹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章却成了他们身上永远擦不去的耻辱的标记。二战结束后，许多在“勒本斯波恩中心”出生的孩子长大后都因为“具有纳粹基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此外烦扰他们的还有他们谜一样的身世。他们中有人曾经试图找到自己出身的答案，却往往因德国长期以来不愿面对历史、不愿和纳粹不光彩历史沾边而受挫；他们的亲身父母或养父母对“勒本斯波恩计划”都三缄其口，德国新闻媒体对亨里齐·希姆勒当年进行的“优秀人种计划”保持了几十年的沉默。而二战即将结束时，党卫军紧急销毁的“勒本斯波恩”相关文件更是使解开这些人的身世之谜难上加难。
1999年12月，德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德国政府档案的故纸堆中发现了1000多份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有关“勒本斯波恩中心”的资料。对于出生此地的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成千上万当年的“勒本斯波恩”儿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很明显，“勒本斯波恩计划”是纳粹人种有所谓高低贵贱思想的直接产物。在对犹太人等“劣等民族”进行血腥屠杀的同时，纳粹鼓励具有“优秀血统的”德国人尽量多生孩子。1933年，刚上台不久的希特勒政府便明令禁止“血统优秀的”雅利安民族妇女堕胎。随后，党卫军在德国和欧洲其他被占领土上建立了20多个“勒本斯波恩中心”。在这些地方，没有结婚的雅利安妇女可以光明正大地生下她们的私生子而不必担心受歧视。为保密起见，有关这些未婚先孕妇女和这些私生子的父亲——通常是纳粹军官——的记录被秘密存档，和当地其他婴儿出生记录区分开来。生下孩子之后，有些雅利安妇女选择自己抚养孩子，但大多数妇女作出了另外的选择。或者出于耻辱感、或者出于经济方面原因的考虑，她们选择将孩子送人或遗弃在“勒本斯波恩中心”。此外，党卫军爪牙还从波兰等被占领土搜罗具有雅利安血统和相貌特点的儿童，把他们带到“勒本斯波恩中心”，试图把他们也培养成延续纳粹统治的继承者。
命运最悲惨的恐怕要算出生在挪威的“勒本斯波恩”儿童了。纳粹虽然鄙视犹太人血统，对挪威人的北欧血统却十分赏识。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的时候，德国军队指挥官纷纷指使他们在挪威的部下尽量和挪威妇女多生孩子。出于逼迫或出于自愿，成千上万的挪威妇女成全了他们，生下成千上万雅利安血统和北欧血统混和的“勒本斯波恩”儿童。这些挪威妇女万万没有想到，赋予这些孩子以生命将来也会给自己和孩子带来终身的耻辱和遗憾。
锦衣玉食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二战就结束了，这些曾经具有特殊地位的妇女和孩子不得不面对他们从纳粹蹂躏下解放出来的同胞。世界从此翻了一个个。成千上万和纳粹军官睡过觉的娜威妇女被送到集中营，成批成批“有一半纳粹血缘”的“勒本斯波恩”儿童被送到孤儿院。白眼、嘲笑、侮辱和殴打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纳粹猪”是这些儿童在学校里怎样都摆脱不了的绰号。挪威最大的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说，这些妇女现在绝大部分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失常，已经长大成人的“勒本斯波恩”儿童有80％以上智力发育程度低于同龄人。
“纳粹崽子”这个标签，57岁的挪威人保罗·汉森背了几十年。作为当清洁女工的母亲和一个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一夜风流的产物，汉森一出生时就被他母亲遗弃了。虽然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北部的一个“勒本斯波恩中心”过了3年的好日子，战争一结束，他的世界因自己有一半的纳粹血统而天翻地覆。作为一个没父母认领的“勒本斯波恩”儿童，汉森先是被送到一个收容中心。由于患有轻度癫痫病，他成了一个没人愿意收养的孤儿，不得不和另外20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勒本斯波恩”儿童呆在一起。就在他们惊恐未定地等待命运安排的时候，挪威国家社会事务部门把他们当作智残儿童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那里可能是汉森今生最难以忘怀的地狱：他们弱小的身躯经常被警卫的大头皮鞋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吃住的地方在一块，粪便东一块西一块，长年没有人打扫；黑夜里经常被其他“病人”凄厉的尖叫声惊醒。“我告诉他们，我不是精神病，放我出去，”汉森说，“但从来没有人听我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要疯掉了。”
这样的日子汉森一共过了18年，终于呼吸到精神病医院外清新空气的时候，汉森已经22岁了，身体极度孱弱。命运待他还不算太刻薄。出院之后，汉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个工作，还找到一间小小的寓所。汉森找到了另一种方法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2000年2月，汉森和另外6个当年的“勒本斯波恩”儿童向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挪威政府为他们7人在二战结束后的这几十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赔偿几百万美元。目前这桩官司还没有定论，不过，挪威政府的态度近年来已逐渐开始松动。2000年新年之夜，挪威首相就政府在对待“勒本斯波恩”儿童问题上的失职作了几十年来的首次公开道歉。
马蒂尔德1993年去世之后，黑尔格孤身来到慕尼黑附近的普拉齐。她当秘密警察的养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总部所在地。对黑尔格来说，这个地方来对了。在这里，她找到了有关她养父的详细记录。档案中，她养父的名字以及犯下的罪行历历在目。刹那间，黑尔格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她把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图书馆里，饥渴地搜索关于“勒本斯波恩”的点点滴滴，试图找到自己身世之谜的最后一块碎片——生身父亲的下落。1994年，当一个陌生的男子在电话里声称他就是黑尔格的亲生父亲的时候，黑尔格克制不住地热泪盈眶——她的身世之谜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答案。
打那之后的4年，黑尔格一直在和一个当心理医生的朋友倾诉中寻找解脱和安慰。她也经常去慕尼黑附近的出生地转转，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她身份的确切文件。和挪威不一样，德国没有为援助“勒本斯波恩”儿童开设的慈善组织，也没有人愿意插手这档子事。黑尔格还是常常在惴惴不安中过日子，担心周围的人会把她看作一个纳粹，因为她曾经“在纳粹屠杀者身边长大”。当她和采访她的记者在慕尼黑市中心的一个饭店见面的时候，黑尔格显得十分紧张。如果有人不小心把“勒本斯波恩”几个字念得稍微重了一点，她会立刻绷直了身体，一副准备随时逃走的样子。对于她以前或是现的的生活，她执意只私下里在隔音效果比较好的包厢里谈谈。她自己承认，“要知道，‘勒本斯波恩儿童’这个标签可能会给我带来无尽的烦恼和耻辱。”
——无尽的烦恼和耻辱，这就是当年这些曾经被认为要继整个地球的“优秀人种”从纳粹那里、从希特勒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对他们来说，历史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
